一场防疫战，也让种种社会问题暴露了出来。
在众多舆论风波中，湖北捐赠物资去向、款项信息公示、援鄂医疗物资管理，以及基层疫情追踪信息谎报误报等等等等问题，都牵动着众多民间野生省长的心。
同时也说明，建立一个或数个透明、可追溯的数据网络有多重要。
机灵的盆友可能会问，让多方达成信任和共识，这不正是区块链的强项吗？
然而在AI、5G齐上阵帮助抗疫的关键时期，我们一边看到比特币由于疫情蔓延的避险情绪而大幅上扬，一边看到被众大佬力挺的区块链技术本身在防疫应用上略显失色。
这不由让人想起了行业起始时“币进链退”的乱局，潜力巨大的区块链，能为抗疫做些什么？
区块链防疫，有哪些可能用武之地？
关于区块链技术原理，此前我们已经做过不少科普。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哈希算法对每一个区块上的数据进行加密，任何变动都会被参与的人发现不一致，这就构成了它一是不可篡改且人人可查，有助于形成透明清晰的监督链；二是彼区块之间彼此联系，形成流程透明的溯源链。
那么，上述特点为什么可以被此次防疫工作所用呢？
首先，是保持大规模物资管理的透明化。我们知道，此次防疫工作聚集了众多社会慈善捐助力量，但捐款人、慈善平台以及受款人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如何高效、及时、可信地对这些物资进行统一管理，并达到多方人群的互信，管理部门的账目管理就必须清晰可查、有证可存、不可篡改，更不可撤销。
为了避免流程上的黑箱性，甚至还发生了用直升机直接运送物资到终端的事件。由此可见，想要在多方监督的前提下达成共识，利用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当然更有助于让公众建立信任。
此外，还能让物资管理更加高效。此次防疫战中，以形势最为严峻的湖北为例，物资调配涉及到全省多个医院的同步协同，而统一处置物资的中心管理显然很容易出现信息不同步、更新效率低的情况，对于各个医院的实际损耗情况不了解。这时候，想要同时协同多方关系，一个多方记账的“总账系统”显然就能够帮助物资管理者更有效地掌握情况、高效运作。
除了物资管理与处置，对于疾病数据的监测与汇总更是涉及到多国、多省、多小区的协同工作，如何让多方数据在隐私保护的前提下安全流动、共享，为防疫工作提供支撑，建立在安全多方计算基础上的区块链算法自然是选。
实际上早在2018年，在应对埃博拉疫情时，德国慕尼黑大学热带传染病学者Jia Bainga Kangbai，就打造了一套追踪疫情的区块链数据库系统SERIS。
通过SERIS，可以标记埃博拉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并通过互联网将其汇总。同时聚合了人口普查数据、交通数据与埃博拉疫苗生产储备数据等等，为疫情防控提供决策依据。
一场COVID-19，是如何让区块链落地“遇劫”的
其实在此次防疫过程中，我们也见到了区块链发挥作用的身影。
比如区块链+慈善，不需要平台人为干预，系统自动打上“时间戳”，就能帮助物资捐助实现透明化管理以及追踪溯源。
2月7日，支付宝上线的防疫物资信息服务平台，就是用蚂蚁区块链技术，对物资的需求、供给、运输等环节信息进行审核，并上链存证，不留任何环节进黑箱。
2月10日，由趣链科技与中国雄安集团数字城市公司等合作的慈善捐赠溯源平台“善踪”也正式上线，以期解决公益物资捐赠的信任难题，目前已经存证了超过74578万元公益捐助资金。
再比如，区块链结合城市大脑，共同提供疫情防控协同管理。
早在2月2日，广州市南沙区就上线了疫情防控协同系统，在原本“南沙城市大脑”系统的基础上，将疫情数据、资源调度、重点关注人员等数据汇总在一起，通过疫情防控指挥中心、防疫物资管理、企业复工管理、疫情防护信息上报等模块，实现可视化的实施管理，让物资、床位、交通、企业经济等关键信息得以快速支持决策。
次日，美国区块链软件技术公司Acoer也借助Hedera Hashgraph公链打造了疫情数据可视化工具HashLog，采集世界卫生组织与各个国家、地区的疾病控制中心数据，实时显示新冠病毒数据和趋势。
同时，区块链的应用也下沉到了街道社区管理。比如上海静安区临汾街道的“智慧临小二”平台，就通过区块技术实现了20多个社区、688个商户及2万余人次的口罩预约、回沪登记、健康打卡、访客登记、社区关爱服务等，不仅让许多工作实现了无接触运行，还能够让电子存证有据可循。
既然区块链并非袖手旁观，为什么我们还要说它失色呢？主要还是与其他技术的应用规模与成熟度相比：
一方面，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遍地开花，从疫苗研发到信息排查的创新井喷局面不同，区块链的技术应用目前来看仍然局限于个例，更多地停留在趋势层面，尤其是以龙头企业、智慧程度较高的地区为代表，实际效果也尚未完全彰显；
而另一方面，区块链防疫的参与度也相对有限，与人工智能项目在github上开源后迅速号召全球开发者参与的盛况不同，区块链无论企业还是开发者的参与都比较有限，受技术、算力、成本的种种限制，短期内也很难在现实中规模化应用。
所以，尽管区块链呈现出了更有序、透明、互信的良性社会管理潜质，但在当下紧锣密鼓的抗疫过程中，仍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不是有种“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觉？
技术之外，区块链防疫的“人文门槛”
当然，区块链相形失色，技术本身的限制并不是核心问题。主要矛盾在于：
其一，社会整体，尤其是各大捐赠机构、基金会等对区块链技术的接纳程度实在说不上高，这也就导致了推动者主要是技术公司，而基金会们并未主动引入并将数据上链，这直接决定了区块链事实上应用到慈善领域的程度不高。
实际上2017年，蚂蚁金服就在某公益慈善项目中加入了区块链技术，但最后，该项目管理者并没有运用区块链技术进行信息录入。
其二，区块链对公共事务的治理不是公司模式，往往需要多方面协调和跨界参与才能运行，比如前面提到的“南沙城市大脑”区块链功能，就需要将区内政数局、政法委、卫健部门等的数据彻底打通，平台方还需要对此进行核实。
对于湖北这样已经为疫情焦头烂额的地区来说，显然无论是技术、意识、精力都不足以在全时间内建立起这样共同参与管理的统筹治理机制。
其三，区块链是密码学、数据库等技术的综合解决方案，其技术应用落地也处于摸索阶段，因此行业人才的培养也需要时间来等待成熟，并且行业缺乏统一标准，人才质量与知识结构也难以考证，这就导致社会机构在引入该技术时也难以高效完善地建构起人才矩阵，自然推动无门。
至此，想必也不难理解，将新技术作为防疫武器，考验的不仅仅是技术本身的成熟度，更是整个社会对于技术的人文积淀。唯有肥沃的土壤，才能发挥技术的大功效。
这也是为什么，今日的我们手中握有许多公共事务治理的崭新工具，但它们的进展却充满周折。
正如布莱希特所说，科学的目的不在于为无穷的智慧打开大门，而是在无穷的谬误前面划一条界线。希望这些谬误，有一天不会再让人类付出沾血的代价。